4年前河南“7·20”特大暴雨，让77岁的杨义文学会了画逃生地图。他住在鹤壁市淇县大石岩村，4年前他河道旁边的房子差点被洪水冲倒。现在除了画地图，他还学会了用矿泉水瓶做救生衣，以及拿木棍和毛毯做担架。

　　鹤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冯科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河南“7·20”特大暴雨后，鹤壁市每年都会以乡镇为单位进行针对洪水的应急演练，同时每个村都要有“一张纸预案”，主要包括指挥机构、分包干部、转移路线和村民名单。转移之后给住所断电，贴上封条，防止村民返回。

　　杨义文有高血糖，他把村里定期组织的应急演习比作是“吃降糖药预防”，他觉得“预防比去医院更好”。大石岩村位于太行山腹地，下属的8个自然村分散在山沟里。4年前那场暴雨中，村里有5公里的道路被冲毁，村民与外界断绝联系持续了30个小时。80%的村民都是老年人，其中60%是小学学历，对避难知识了解少。而他们的房屋，70%都是20世纪盖的石头房，防洪能力差。

　　72岁的村支书徐光一直希望能提升村子的抗风险能力。2016年他任职村支书时，这里的贫困发生率高达70%。

　　徐光常对村民说，深山里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和向邻居求救才是最重要的。2021年7月20日下午，有些老人不愿意转移，全靠村干部和邻居“连拉带背”。徐光回忆，当时避难点是个计划作为旅游餐厅的破旧大棚，物资只有3袋挂面，100多人分下来，一人就几口面汤。第二天他蹚过两条四五十米宽、齐腰深的河，钻了4个山洞，走了4个小时，才走到县里寻求救援。

　　为了增强村民的防灾减灾意识，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请来社工组织在大石岩村做了一年防灾减灾知识普及活动。2023年7月，社工王亚会刚来村里做调研，就听到村里的大喇叭通知村民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徐光告诉她，每年雨季，村里都会重复播放预警广播，一些听不到喇叭的小村子，则要让村干部打电话挨家挨户通知。

　　调研中王亚会发现，一些老年人还是“忘性大”，即便是亲身经历过“7·20”特大暴雨，雨季时当城里的子女希望接他们去城里躲避，他们还是表示“家里挺好”。

　　“要给他们多重复”，她发现村里没有理发店，老人们只能去县城理发，每次下山都要蹭车，于是她们每个月请两位理发师，在村委会门口给老人们理发。在理发的排队间隙，她们借用村委会的会议室给老人们做科普。此外她们还会给老人们办生日会，中秋节组织做月饼，中间穿插急救知识问答比赛，让科普过程不那么枯燥。

　　现在，大石岩村是乡镇上唯一一个有1176平方米应急避难所的村子，避难所由废弃的乡村小学改造，棚顶由轻钢结构组成，平日里用来提供研学团队培训、游客餐饮。一楼中央摆放着玩具，供村里的孩子休闲娱乐。

　　冯科峰指出，对于村一级的防灾减灾网络建设，村干部的应急素养和动员能力很重要。徐光在部队服役时曾有过救援经验，对于气象灾害更敏感。“7·20”特大暴雨前，沿村的高速公路修建时在河道里建了钢筋厂，“因为5年没下过（大）雨，都没太在乎这些事儿”。徐光多次催促后，施工队赶在12号前把钢筋清理完毕，没想到20号就下了罕见暴雨，“不然堵住河道形成堰塞湖，整个村子都要遭殃”。

　　徐光认为对于山区村庄来说，尤其要防“陡雨”“夜雨”和“长雨”，即使雨停了村民也不能擅自返回，谨防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在“7·20”特大暴雨后，他加高了地质灾害点周边房屋基座，加固了河道，2023年“杜苏芮”来临时，水位上升幅度小，房屋受损情况也大大降低。徐光认为对于防灾减灾的投入是对村子“整体素质的提升”，而这对未来村子的旅游产业发展也很重要，“心里能更有底”。

　　冯科峰认为，村一级的应急网络应当“以事前预防为主”。在乡村发展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鹤壁市还在村一级建立了40个应急小站。根据灾害类型不同，应急小站配置不同的防灾工具，如在山区较多的淇县配备报警器、救生绳、发电机等，在蓄滞洪区较多的浚县则配备守堤用的木桩、铁镐、沙袋等。现在村民晚上巡堤，都会自觉穿上救生衣、打手电筒，“不像之前赤手空拳”。应急小站由村两委任命专人负责，定时清点并补充物资。

　　“从韧性角度讲，应该是从规划时就融入避险理念”，冯科峰告诉记者，疏散场所设计可以融入城乡发展中，例如把体育场馆、学校商场、农村景区打造为疏散避难场所。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强参与统计了大石岩村的28个风险点位，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进行避让。张强认为，培训更多乡村工匠对抗风险性的建材使用，也能够有效提升房屋的安全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7月23日 05版